生日屋2011年，心理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商学教授迈克尔·诺顿（Michael I. Norton）进行了一轮互联网小组调查，请5 522名美国人估计全美财富的分配情况。按照要求，参与者需按财富多寡把总人口进行5等分，也就是说，最富裕的20%，次富裕的20%，依此类推，最后是最贫穷的20%。接下来，受访者要估计上述人口在全国总财富中分别拥有多少。
请注意，调查问的是财富，而非收入。调查预先说明了这个事实：它问的是“资产净值……即某人拥有的总资产减去所有债务”，并给出了例子：房产、股票、债券、艺术品、收藏品等，减去贷款、按揭等的价值。调查还请参与者们形容一下财富分配的“理想”状况（见图2-5）。
首先看看现实情况。事实上，最富有的20%的美国人拥有约84%的全国财富。其次和再次20%的人口，拥有剩余的几乎一切财富。最贫穷的两档人口在图中表示现实状况的一栏里几乎不可见，因为他们持有的财富仅占总数的0.2%和0.1%。
请记住我们谈的是资产。40%最底层的民众基本上是左手进、右手出地过日子。他们的房子大多是租来的，要不就是按揭贷款买的房子，已经资不抵债；他们有学生贷款，储蓄极少甚至完全没有。
公众明白财富分配是不均衡的。但一如中间的横条所示，他们低估了财富分配不平衡的严重程度。调查对象们估计，20%的财富最多者占总财富的58%，其后的几个等级逐级递减，最贫穷的人占有财富总量的3%。
换句话说，公众估计最富裕的20%人口比最贫穷的人口要富裕20倍。可实际上，最富裕的20%人口比后者要富裕840倍。
在描述理想的财富分配状况时，受访者们的答案带来了另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但其不平等程度远比其他情况要低（最底部的横条）。在这种人们选择的理想财富分配情况当中，最富裕的20%人口掌握了32%的全国财富，而最贫困的20%人口占据总财富的10%。最富裕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3倍左右。
诺顿-艾瑞里的调查中，有一个极令人兴奋的发现：在不同政治倾向和人口统计群体中，人们在估计值上（不管是实际情况还是理想状况）并无太大差异。当然，两位研究者确实发现，较之民主党选民及女性选民，共和党选民及男性选民选择的财富不平等状况更大些，但差得也不远。富人对最富裕的20%人口拥有多少财富理解更透彻，跟穷人比起来，他们设想的理想财富差距会更大，但还是老状况，差距只有几个百分点。
就连对不甚理想的现状人们也有共识。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就理想状况而言，最富裕的20%人口应该少占些，而最贫穷的20%人口应该多占些。按照调查的估计，次一级富裕的20%人口（基本上也就是中产阶级的上层）所占份额接近最优状态。
这些调查发现跟占领华尔街事件都发生在2011年，受到了来自整个政治生态频谱上各种权威人士的各具倾向性的阐释。人们围绕最低工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唤起了对所谓99%沉默大多数的推定意见。但除非公众真的知道现状，否则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
媒体用铺天盖地的统计数据，外加“x%的美国人控制了y%的财富”一类的标题淹没了我们。较之实际的数字，我们留下了不平等的印象，也留下了对它的情绪性反应。实际上，诺顿-艾瑞里调查曾请参与者虚构一种与新闻报道大致相符的财富分配状况。这是一个很离谱的要求，因为经济体是一台复杂的机器，有许多可活动的零件。
假设有一家航空公司要求乘客为“理想”的客机画出设计草图。草图无疑会强调宽敞的座椅和额外的随身行李空间，对机械和导航系统置之不理，因为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实施这一设想的航空公司会发现，飞机不会起飞，因为“座位宽敞”带来的成本高涨到简直没有人会买票的地步。
美国公众的“理想”财富分配状况算不上超级乌托邦，它比运转得足够好的瑞典（该国的税收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8%）的实际状况还要更平等一点。但美国人和瑞典人不一样，按照美国的观念，美国人要为自己的退休做储蓄，而不是依靠私人或公共养老金。
在美国，老年人平均比青年人富裕18倍。这使得婴儿潮一代（占总人口的20%）比如今最年轻的一代成年人（也占总人口的20%）要富裕得多。这样的差距跟1%位高权重者或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全无关系。普通工薪人士一辈子的储蓄本身就能带来比公众眼中的理想状况大得多的财富差距。
考虑到人们搞不清债务和赤字这类词语的意思，所以我想他们是否也分不清财富和收入呢？为了进行检验，我采用诺顿-艾瑞里研究的模式做了一次调查，只不过我问的是收入的分配而非财富的分配。
美国的收入分配同样是头重脚轻，只是差距没财富分配那么大。前20%的家庭其收入占总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而20%最富裕的家庭占了总财富的84%）。另一方面，40%垫底的家庭也拥有一定的收入，尽管它们的资产净值几近于零（见图2-6）。
因此，收入分配情况和财富分配情况在事实上就有着很大差异。但公众对这两者的估计差距却不怎么大，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收入和财富都比实际情况分配更平均。
吸引人眼球的事情是，收入和财富的“理想”分配状况几乎相同。参与调查的两批样本都认为，最高的20%群体应该占有30%（的收入或财富），垫底的20%应该占有11%。
相关术语在人的记忆里有可能纠缠在一起。说不定前几天你阅读了一篇论述收入平等的文章，几天后有人跑来问你财富分配情况，那么讨论收入的文章就会塑造你的答案，哪怕两者并不直接相关。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很难把情绪和意识形态转化成这些庞大的数字。大多数人不习惯从人口百分比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的思考过程一般是这样：先构思最靠前的20%应该是最靠后20%的若干倍，接着再对中间的20%里随便估计个比例。他们来回倒腾了几轮，好让数字加起来是百分之百。
另一项研究避免了数字计算带来的混乱。迈克尔·诺顿和索拉波·凯特彭森（Sorapop Kiatpongsan）向40个工业化国家的5.5万名受访者提问，请他们估计各自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实际收入和理想收入，以及大企业CEO的实际收入和理想收入。
根据收集到的答案，研究人员会估算CEO与非技术工人工资的薪酬比，并将其与现实情况进行比较。例如，在当今美国这个比例是354：1，但美国人的估计仅为30：1。理想薪酬比甚至更为接近，是6.7：1。
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比例都比美国的比例要低得多，但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大大低估了自己国家的收入差距，并认为理想的薪酬分配情况应更加平等，理想比例的平均值在4.6：1左右。状况照旧，政治信念对答案的影响并不大。
这些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人们都认为跟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接近的收入分配情况是理想的。诺顿和艾瑞里不禁问道：
对财富分配理想情况和财富不平等实际水平的差距，不同群体的认识都差不多。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美国人，不支持更剧烈的财富再分配呢？
他们想出了一些潜在的原因：
第一，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似乎大大低估了目前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这意味着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差距。第二，正如人们低估了财富实际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美国人对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第三，尽管样本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远非理想情况，但公众对导致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存在分歧，而分歧又有可能会压倒共识。
用不着搞民意调查你也可以得出结论：在美国人眼里，死于枪击事件的“理想”人数是零。有人说解决方法是禁枪，也有人说解决方法是每个人都随身携带子弹上膛的枪。我们做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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