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
加速的全球化中的外部联结，通常可以令国家更为强大、更无拘无束，以至于忽视国内的选民。但另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许多国家，为取得国际信用，而不得不接受“结构调整”政策，从而被迫拆掉其福利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往往可见到人民的效忠对象由国家转向种族——宗教运动组织（包括中东地区伊斯兰基要派组织的分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美洲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组织提供一部分基本医疗、教育、国家已不再提供的其他服务。在其他地方，例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乃至美国部分都市地区，贩毒组织和街头帮派已担负起社会福利、保险的职责。但即使在这些例子里，国家仍得保护私人财产，维持公共秩序。事实上，由于福利国家的安全网严重失灵，已有人再度强调国家的宪兵角色，例如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些地区，国家似乎唯一能做得相对较好的就是暴力。更复杂的情况是，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政府屈从于全球经济压力，还是借由这些压力获得了更多权力：人们怀疑（尽管很难证实）精英群体时常欢迎那些削减他们更贫困的同胞之利益并弱化曾经强大的同盟的机遇，却声称事实上是银行家们逼迫他们如此。总体而言，“全球化”对政权的影响相当复杂，且远非那么明朗。
再次，我们应该知道，“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众所周知，过去三十年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乃是东亚和东南亚；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份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事实上，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从文化上来看，没错，几乎每个地方都认得米老鼠，但跨国流行文化的增长有许多部分是地区性的，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的风靡，拉丁美洲国家与南欧国家间电视小说（telenovela）的交流，印度电影在亚洲的普受欢迎。从咖喱到寿司到漫画等各种事物的流行，显示西方除了在文化上影响他人，也在文化上接受他人影响。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飞速且彻底的文化融合，令究竟“西方”意味着什么，也成了问题。
从种种角度来看，推动当代“全球化”的动力，其存在似乎比我们有时所认知的还更早几十年、几百年。例如，我们在本书前文已指出，致瘾性食品贸易乃是近代世界经济里重要但普遍未获承认的一环，而这一贸易如今仍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商业活动之一。陆上的劫掠和互联网上的仿冒、大海上的劫掠，一如多种形式的奴隶制和强制性劳役，如今仍非常普遍。（以绝对数值来看，当今或许比19世纪的解放之前存在更多的奴隶，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奴隶”这个词。）但五百多年“全球化”的积累效应，无疑已使今日的世界迥异于1492年的世界。其中许多改变肇因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渗透。这两个世界间有哪些主要差异？
首先，今日世上的人口无疑比当时多了许多。地球人口在1800年左右才突破十亿大关。再过一百二十年，才增长至二十亿。然后，再过七十年，人口就超过六十亿！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一百年前的两倍，因而人存活于世的时间比过去长了许多。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将玉米和马铃薯带给非洲、欧洲农民，将鸟粪和其他肥料带给更往后几代的农夫；在19世纪创造出辽阔的小麦、稻米输出地区，在20世纪散播绿色革命科技和新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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