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大抵经历了150年、三个阶段。从太祖洪武至英宗正统时期(1368—1449)，明朝建国的前80年，虽然也有过“小阳春”，但大抵上属于严峻冷酷的时期。经过元末长时间的全国性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需要复苏，社会需要稳定，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这期间，曾经发生过明太祖严惩贪官、滥杀功臣，以及对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实施打击，也发生过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对建文旧臣的持续镇压，还发生过明英宗时期对小说、戏曲的禁止。而且，在洪武、永乐两朝，还通过强制性迁徙，把农民起义时期的“杀富济贫”演绎为“夺富济国”。在实施打击的同时，重开科举，招揽读书人，谋求广泛的社会支持。从此，科举成为军功之外通向仕途的“正道”。在当时，谁能进入国子监读书，谁能中举人、中进士，谁的官做得大，谁就有价值。所以，读书人的出路只盯住一条：举业。这才是最有效、最体面、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仕途”或“官本位”也成了国家倡导、民众公认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
英宗正统至宪宗成化时期(1436—1487)，明朝建国的80到120年间，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瓦解。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统治者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军功贵族，还是文官地主，他们都是社会财富的控制者。所以，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也开始松懈，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谁能够看准时机发财，那也是本事。于是，弃学经商的现象开始大量出现。这种价值标准的产生及被社会逐渐认同，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推动下，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跃起来，并且影响中国50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宪宗成化至武宗正德时期(1465—1521)，明朝立国100到150年间，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逐渐加强，人们对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在这方面，上层与下层、贵族与大众有着共同的喜好和需要。大众需求推动了上层需求，上层需求刺激下层需求，文化产品、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道构成明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和财富来源。于是，第三种价值体系——“文化”，开始出现。不少读书人通过诗文、书画、民歌时曲、说唱词话、通俗小说，不少能工巧匠、名医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舆、星相、占卜、房中术、黄白术等各种术数的人，通过他们的技艺，获得了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或经济收益。
在这个过程中，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发生了一件500年前“感动中国”的事情。
根据竺可桢、王绍武等先生的研究，地球的北半球，从14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明朝建国那段时间开始进入“小冰期”。而在15世纪20年代，也就是永乐末年及宣德年间，中国的气候比过去更为寒冷。“土木之变”和景帝即位的1449年—1450年，华北发生明代最冷的气候现象——汉水、太湖、淮河结冰。这一气候的总态势，使得宣德、天顺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比洪武、永乐期间更频繁、更严重。
不得不说的是，明朝政府这个时候还是“责任政府”，努力帮助民众共同度过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饥荒。但是，官府有赈灾之心却无赈灾之力。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在官府。明太祖、成祖期间，要求各县均设“常平仓”，储存粮食，以备灾荒。但是，随着洪武、永乐严峻冷酷政治气氛过去，官场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严重起来，“常平仓”的实际储存和账面数字严重不符。
第二在储存。粮食的储存和黄金不同，既怕潮湿又得通风，需要不断倒仓，这就需要极大的成本。三年粮食丰收，不但粮仓装不下，甚至觉得粮食根本不是问题。等到需要粮食的时候，粮食不足了。
第三在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一旦遇上灾荒，政府的赈济压力比过去大得多。
有官员开始在富民之中“劝赈”。一开始是官府向富民借粮，后来发展成富民主动向官府纳粮。正统二年，明朝廷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情，把各地捐粮富民的典型共十人，一并请到北京，进行嘉奖。不但给予“义民”的光荣称号，而且免除全家若干年的杂役，还以皇帝的名义，赐给嘉奖令。这既是巨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无形资产，给其他富人以示范，成为一种“国家动员”，用“感动中国”的人物，动员其他的富民。在这一“动员”之下，短短三年时间，有数百上千的富民因为纳粮、纳草、纳马、纳银而受到嘉奖。
这个时候，朝廷恍然大悟：原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民间竟然又储藏了如此多的财富。于是大事小事、有事无事，以各种名目、各种荣誉，动员富民捐纳。朝廷在动脑子，如何从富民那里多弄到一些钱财；富民也在动脑子，如何从朝廷那里获得新的资源。义民的称号通过捐纳得到了，冠带也有了，不但自己有了，父亲也有了，甚至帮去世的爷爷也捐了。然后，有富民开始向朝廷提条件，捐可以，但得让本人或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到国子监读书有何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入编”了，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对于富民的这项要求，礼部坚决反对，不能让国家的最高学府有铜臭味。但是，礼部要的面子，挡不住户部要的银子。于是，从景泰到天顺，十年时间，有上万富人子弟通过捐200多两银子，或者三到五匹马，或者几百石米，进了国子监读书，后来更降到120两银子。
这个现象的发生，令许多通过苦读而进入国子监的监生极度不满，有600多位国子监生发布联合声明，不屑与这些“富二代”为伍。针锋相对的是，有100多名通过捐纳进入国子监的富家子弟也发布联合声明：有本事还是没本事，考场上见。结果，在接下来的多次科举中，不少“富二代”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正了名，他们不但中了举人，有的还中了进士，让人刮目相看。
在富家子弟通过纳粮、纳银、纳马进入国子监的启发下，明朝出了一条新的政策：三品以上的京官，可以有一子或孙“荫”为国子监的监生。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通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又在官场苦熬了若干年才做到三品以上京官，这种资格在入国子监读书的问题上，只值富人的120两银子。
这个事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
意味着明朝的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对个人财产合法性的承认。国家权力不能再像洪武、永乐时期那样，时时通过强制迁徙及抄没，剥夺富人财产。
意味着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态势发生了变化。社会财富、个人财产不但受到国家的公开承认，而且当国家权力需要社会财富帮助时，需要用国家荣誉进行交换，富民则可通过个人财富，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原来，科举、做官并不是唯一的出路，通过各种方式发家致富，同样可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财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人们公认的价值标准，民众在“仕途”之外，有了“财富”这一选择。弃学经商、弃农经商成为诸多读书人或“社会精英”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出路，用句今天的时髦语：“有钱就是大爷。”明代社会从此进入“仕途本位”与“财富本位”并存的发展阶段。
江南地区从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中缓过气来之后，苏、松、杭、扬重新成为大众文化、大众娱乐的策源地，并且创造出极大的社会财富，推动了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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