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我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
先看第一个问题，请思考任意一种包含意识的经历。笛卡尔是这样说的：“我可能会误会我的腿有没有受伤，无花果、农场和鱼是否存在—它们可能是我想象出的虚构事物—我知道，至少在我看来，我的腿似乎受伤了，似乎确实有无花果、农场和鱼。在这一点上，我不会搞错。”
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我们只有在怀疑是可能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知识。当我处在痛苦中时，我无法开始思考我是否犯了错误。”所以，他说：“我无法得知我正处在痛苦中。”—尽管我可以把这些话当成段子看待（你会想，哲学家的笑点不过如此）。或者，我强调一点：当别人怀疑我时，我会感到痛苦。当“我知道”被添加到“我正处在痛苦中”，我与痛苦的关系再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如果“我知道”被用在它的普遍意义上，那么以下两种说法—“我知道我正处于痛苦中”和“我不知道我正处于痛苦中”—就是无稽之谈。同样，“美德是黄色的”或者“美德不是黄色的”也是无稽之谈，除非它们能解释美德是无法被着色的实体。
当我们正确谈论人们知道或不知道事物的时候，在“知道”的正常意义下谈论他们的证据、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这是可行的，无论他们的知道是肯定的、猜测的还是假装的。但我没有证据表明我处在痛苦之中，或者证明我正在想明天天气如何。我很可能猜对明天的天气，但猜的不是我现在的想法。我可以疑问我的腿是不是断了，但我无法知道我的腿是不是在疼。
当然“知道”可以用在其他的感觉上，但我们需要让那些感觉清楚一些。当人们叹着气说“战争就是战争”，他们没有在逻辑上指出战争和战争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对战争的肮脏、罪恶表达一种无力、绝望的感觉。
也许使用“我知道”，在表达“我知道我在想什么”或“我知道这很痛”此类想法时，强调了我对自己某些心理状态的特殊权威。让我们称之为使用“特权”，相对于使用“证据”和普遍权力。维特根斯坦和笛卡尔这下可以同意了，我们知道，在使用特权时，我们是在思考“我们处在痛苦中”……关于它们问题的争论已经消失了，但笛卡尔可能会误认为他从证据中得知了他目前的痛苦。
然而，还有下一个问题。我能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吗？反驳的人说：我不能—但是，我们再次必须清楚地了解“知道”的用法。使用“知道”的证据，需要怀疑的可能性，所以我知道他人在思考，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至少也是有可能的。矛盾的是，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误解这些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他们在想象什么，他们是否处于痛苦中。
当然，我们无法从特权的角度了解别人的想法。这是一个逻辑问题。这归结于一个事实，我当然不是因为你的痛苦而感到痛苦。你对维特根斯坦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我在思考维特根斯坦，用数字同样的思想。但那不应该使我们得出结论，说证据表明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证据表明我不知道你是否处于痛苦之中。一个人可能会向你敞开心扉—可以说—你很清楚她在想什么，她在经历什么痛苦，她的快乐是什么。很明显，她的想法并不是你的想法；她的痛苦不是你的；她的快乐不是你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你也许会有类似的想法，感受她的痛苦和快乐。
一种可能的回应是：“我对她的想法和感受的了解是间接的”。但是对她的想法和感受有直接的了解是什么呢？在“知道”的证据意义上，即使直接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没有任何意义。在“知道”的特权意义中，我会成为她，表达她的想法和感受—而这是不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他自己总结的，实际上被浓缩了，“一整套哲学浓缩为几句语法”，而“语法”在这里是指“逻辑”。然而这也许并不会让我们满意。即使在逻辑上，我不可能体验你的想法和感觉—唯一相同的想法和感觉—我可能是因为缺少某些东西遇到了这种不可能性：“只要我能进入你的想法”。
我感到痛苦—无所适从—因为我不能在你的思想和感情中处于特权地位，如同我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就像想让一个三角形有四条边一样荒诞可笑—就像当我激动时，却不确定是我在激动一样，根本不可能。“只要我们能够平息对不可能之物的渴望。”这句话可能恰恰表达了这种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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