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想象一下，在一片沼泽地里，有几处凸起的山脊和丘陵，小溪和河水流淌而过。再想象一下，这是在9000年前，一叶独木舟正从高高的芦苇丛中，穿过一条狭窄的河道。阵阵强风吹散了空中的细雨，然而深水静流。女人轻轻地划着桨，她的丈夫站在舟上，手中紧握着刺矛。随着长矛闪电般刺进水中，一条梭子鱼挣扎着冒出水面，惊起一滩鸥鹭。眨眼之间，渔夫把抓到的鱼抛进独木舟，他的妻子则用一根木棒迅速将鱼砸晕并收拾好。水面恢复了平静，捕鱼活动继续进行着。
这个故事也许是虚构的，但这并不只是虚幻的场景：这种场面的根据，来源于从北海底部收集到的考古和气候证据。现在，寒冷并且经常是波涛汹涌的海水，把英国与欧洲大陆分离开来。但在9000年前，当全球海平面远低于今天的水位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片陆地。
地质学家们今天所说的多格兰地区，当时只高于海平面几米。在大多数的时候，这里是一个涝渍的世界，居住在这里的人很多时间都漂在水上。我们从遥感图像上可以知道这里自然景观变迁的细节，但我们对那时人类活动的了解甚少，除了偶然从浅海滩上拾起的骨质鱼叉。我们知道这些人会捕猎和打鱼，因为农业还没有出现。我们也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这里的地势是如此平坦，以至于海平面只要上升几厘米，就会在一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淹没独木舟的着陆点或住宿的营地。
最终在冰河期之后，随着全球变暖，多格兰大约于公元前5500年前消失了。幸亏有了考古学，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人们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无论这种变化是大还是小)——无论是在多格兰小规模的渔猎族群，抑或是在重大旱灾中濒临崩溃的壮丽文明。我们生活在全球变暖的时代，处于人类活动(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引发的气候变化中。我们的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待气候变化，这为今天人们的担忧提供了独特的探讨视角。
不管是否喜欢，我们都要适应更频繁地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比如飓风或旱灾。我们就像早已消失的多格兰居民一样，但现在面临的是全球范围的问题。少量的人群，可以在海平面上升时四处移动；但是今天大城市的众多人口，无法这样做到。
早在规模达到百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之前，早期的文明就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古埃及文明由于尼罗河没有足够的水量而几近崩溃，这是由于公元前2100年的干旱造成的。所幸，当时的法老足够精明，开凿了很多灌溉运河，修建了谷物储藏设施，他们的文明得以持续了2000年。
与此同时，伟大的玛雅城市陷入了社会动荡和混乱，部分原因是因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我们从考古成果中了解到，经受不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在这方面，还有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考古学让我们了解自己，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今天的挑战——这些挑战中有许多以前也曾出现过。
考古学一直都是有关人的学科。发生改变的并不只是人本身，而是我们用来研究前人的不同文化层的事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纯粹只是发掘者，想着要找到重大的文物和(有时会想掌握的)知识，我们最喜欢研究的是文明。今天，我们对从人类起源到工业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遗址——这所有的一切都会感兴趣。当然，我们仍然发掘雕像和建筑物，或者皇帝的兵马俑军团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很喜欢在实验室里研究陶罐碎片或动物骨骼，或者讨论玛雅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考古学正在被新的技术手段所改变，例如激光雷达，它可以揭开整片热带森林下面的所有景观和遗址(参见第三十九章)。我们变得如此专业化，以至于有时会出现忽略以研究人为目的的倾向。
现在很少有真正“壮观”的发现，比如发现某个陪葬丰富的坟墓。可叹的是，考古的珍贵档案正在从我们眼前消失，各地的考古遗址都受到了深度耕作、工业发展和盗掠者的威胁。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群结队的游客——出于对考古遗址和古代社会遗迹的着迷——正在践踏着金字塔和柬埔寨吴哥窟的石块。与此同时，恐怖组织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和其他犯罪分子蓄意用炸药摧毁了古老的巴尔米拉和尼尼微，并出售从被毁坏的博物馆里掠夺来的文物。
当然，也还有英雄——那些珍视历史并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利益攸关者的人。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与使用金属探测器的非专业人士联手，这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包括盎格鲁-撒克逊和维京时期用黄金做的文物。许多商业公司也出力拯救那些因为商业发展而面临威胁的遗址。伦敦的“横轨工程”要在城里修建一条地铁，从一开始就让考古学家参与隧道的承包商的工作。他们从100公里长的地铁隧道超过四十多个工地上，收集了1万多件文物。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利物浦街站(伦敦一个重要的站台)的地下发现了约3000具遗骸。其中有42具遗骸来自1665年发生的大瘟疫(即“黑死病”)期间用过的一个墓地。当时有10万伦敦人在那场席卷欧洲的瘟疫中丧生，遇难者在几天之内就会死亡，有的甚至在几小时内就死去。他们身上发出黑疹，经常是倒毙街头。那时没有人知道这是种什么样的致命疾病，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横轨工程”的研究人员从埋在利物浦街站下的遇难者的牙釉质中提取DNA样本进行研究之前，这种疾病的确切性质仍然难以说清。那些DNA样本带有一种与淋巴腺鼠疫有关的细菌的痕迹，这是由老鼠传播的。DNA证据有力地说明了让这么多伦敦人死去的到底是种什么病。
“横轨工程”探索了伦敦被淹没了数百年的历史。在其他地方，因为城市建设而挖出了一些遗址，然后在发现遗址的公司支持下及时清理了出来，这些清理研究活动进而揭示了历史上的戏剧性时刻。例如，大约3000年前，在英格兰东部靠近彼得伯勒低洼地芬兰兹的沼泽地里，有个小村庄马斯特农场曾经发生过大火。火焰从建在沼泽上的高脚屋烧过；这个定居点很小，建有围栏，村民们逃离火灾现场，身后留下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几分钟后，有五间木屋塌陷没入水中。
这是考古学最能施展身手的时候：一个长期被遗忘的灾难，凝固在某个时光的瞬间里；涝渍地近乎完美地保存了原貌；倒塌的房屋里，一切几乎完好如初。多亏了一个采石场业主的合作，人们现在可以推导出这个引人关注的悲剧故事的由来。
这个遗址被淹浸在水中，考古学家去掉湿泥和细土进行筛选，发现了完全保存下来的小屋子——就好像研究人员只是刚刚走进这些人家一样：在倒塌的屋顶下，部分荆树仍然立在原地；东西扔在地板上、壁炉边上，甚至还有装着食物的黏土盆；还有挂在椽子下的，屠宰好的羔羊骨架的痕迹。
小屋的主人有成排的青铜斧头和剑，以及青铜尖矛(其中有两把被发现的时候还带着完整的木把——这可是一个罕见的发现)。细泥完好地保存了用椴树树皮制成的纺织品——有些纤维比人的头发还细。这是一个基本在水上生活的社区：在小屋附近至少发现了八只独木舟。兹洼地村庄就是英国的“庞贝古城”。
近年来一些戏剧性的发现，揭示了早已被遗忘的自然灾害。赛伦是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的一个玛雅村庄，大约公元580年时因火山喷发而被埋葬。当时在那里生活的人刚吃过晚饭，还没上床睡觉，为了逃命，他们抛弃了房子和财产。
自1976年以来，美国考古学家佩森·希茨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赛伦工作。他们挖掘了两栋房子、一些公共建筑和三个仓库。很多东西都保存完好，他们已经找到了装着豆子的陶罐、睡垫和园艺工具——有的已经炭化，也有的在灰烬中成了模具。火山喷发掩埋了正在成长和已经成熟的玉米；还有几棵果树，其中有番石榴。
像意大利的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一样，赛伦和英国的马斯特农场让我们近距离观察与详细了解了历史上曾经生活过的古人。归根结底，这就是考古学的意义所在。
考古学是关注发现的——但是今天的发现与半个世纪前所说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追溯了考古学的历史，从早期的像约翰·奥布里、威廉·斯蒂克利和约翰·弗里尔这样的古文物学家，到早期的从欧洲墓葬里挖了一堆艺术品的发掘家。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出土了富有戏剧性的文物。拿破仑将军的科学家们在1800年使古埃及研究变得时髦流行。弗朗索瓦·商博良在1822年破译了象形文字，创立了埃及学。
然后是冒险家，像保罗-埃米尔·波塔、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和海因里希·施里曼这些人。这是考古学的英雄时代，考古学家揭示了以前未知的古代文明。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安·J.汤姆森和J.J.A.沃索在19世纪初，提出了三时代断代体系，为史前时代的研究制定了一些秩序。
随着德国人19世纪70年代在奥林匹亚和巴比伦展开的发掘，冒险和收藏文物的时代开始变化，慢慢地，考古学不再是人们业余的追求。在1900年前后，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是男性，只有少数女性进入到了该领域，其中包括格特鲁德·贝尔和哈丽特·霍斯。20世纪初是专业精神不断增强和真正壮观的文物被发现的时代，其中之一是：未受过打扰的图坦卡蒙墓，于1922年被揭开。伦纳德·伍利在伊拉克乌尔的发掘是经典式的宏大发掘的活动之一，他对该市皇室墓葬的清理，可以和图坦卡蒙墓的发掘相提并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多的专业考古学家到大学里任教。
考古学缓慢而确定地变得更具有全球性——不再仅仅局限于欧洲和中东。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在大津巴布韦的发掘，让世界看到了非洲早期国家的风貌。在佩科斯对印第安人村落的发掘，让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学(实际上是整个北美洲的考古学)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
我们追溯了世界史前史的发展进程，展开了关于农业何时出现的辩论，并加入了利基夫妇和其他人在东非寻找人类第一批祖先的探讨。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性的事业，考古工作中那些时间漫长、进展缓慢的项目，要研究的是诸如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而不只是为了寻找遗址或给遗址断定一个时间。
考古发掘本身不再是件时髦的事，因为遥感技术已经逐渐实现了考古学家不用发掘就能看到地下的梦想。但考古学仍然令人激情燃烧，它现在具有很高的技术性，让我们能够破译埃及法老的病史；并通过分析遗骸的牙釉质，就能知道某人在哪里出生和曾经在哪些地方生活过。考古学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我们是相似但却又是不同的，它解释了我们为适应环境而改变的生活方式。通过回顾历史，考古学帮助我们展望未来。每一年都有新的发现和技术进步，考古学使人们更容易站到古人的肩膀上眺望——有时候，几乎就像是可以与古人进行交谈。
记得在一个阴郁的日子里，我曾站在英国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山顶要塞上。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在公元43年，罗马军团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战斗——进攻者发出的呐喊，剑砍在盾牌上的沉闷声音，伤员的号叫……，在那一刻，我仿佛身临其境。随后，幻觉消失，一阵寒意袭来，我禁不住浑身颤抖。
我们身边的历史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去体验和欣赏的——不仅仅只是考古学家的工作。所以，当你在下一次参观某个考古遗址时，肆意放飞自己的想象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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