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群体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因素。
1964年3月，纽约皇后区，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女士晚上加班之后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刺死。这位名叫凯瑟琳·吉诺维斯（Catherine Genovese）的女士3次逃离了袭击者的魔掌，结果后者足足用了35分钟时间才杀死她。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共有38个人从自己的窗子中目睹了整个过程，但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如果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报纸并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报道，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案件发生之后不久，《纽约时报》都市版记者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跟负责该案的警官一起共进午餐。罗森塔尔跟对方了解了一起皇后区谋杀案的情况，这位警官当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吉诺维斯案件，所以他错误地以为罗森塔尔问的是这件事情。警官愤怒地说，吉诺维斯被杀的时候，旁边有38位旁观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拿起电话报警呢？
罗森塔尔让一位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来批判皇后区人们的冷漠。一周之后，这篇报道出现在了报纸的头版。其中写道：
直到今天，有着25年凶杀案调查经验的助理首席督察弗里德里克·M.卢森（Frederick M.Lussen）仍然感到震惊。
他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许多凶杀案的细节，但却始终搞不懂皇后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非因为这是一起谋杀案，真正让他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人”在现场，居然没有一个想到报警？
很快，全国的媒体都开始大肆报道这件事情，纷纷群起谴责都市人的冷漠。记者们采访了一些亲眼目睹案发过程的旁观者，发现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报警。有人表示自己不想牵涉进去，但当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不给警察打个匿名电话时，他们也回答不上来。记者们最终得出结论，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太不敏感了。全美国的主持人们都在谈论吉诺维斯案件，把它作为一个反应现代人冷漠心态的经典案例。他们宣称，如今美国人已经成为一个冷漠到极点的民族，丝毫不会想到要去关心身边其他人。一时之间，整个民族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沮丧。
但来自纽约的两位教授毕博·拉塔恩（Bibb Latane）和约翰·达利（John Darley）提出了异议，并随后开始了一场详细的调查。在对大多数旁观者进行大量采访之后，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凯瑟琳·吉诺维斯之所以在38位旁观者的眼睛下被害，完全是因为这些旁观者助长了杀人犯的残暴。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午夜。所有旁观者都可以看到其他旁观者也看到了犯人在行凶，但只要其他人没有报警，他们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必要去这么做。听起来很可怕，是吧？两位教授随后虚拟了一场紧急事件现场。结果他们发现，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人们愿意伸出援手的概率开始逐渐降低。如果教授们事先安排一些“冷漠旁观者”，其他碰巧路过的人伸出援手的概率就只有10%。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也证明了两位教授的结论：旁观者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有他人在场时，那些平时很热心的人会表现出跟平时截然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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