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伊朗当下的广泛影响力主要在于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公开挑战。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它还有什么魅力，其辉煌文化如此浪费着实可惜。除非某一天其政权自由开放，或者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一个民主化或准民主化的新伊朗，它才可能凭借地理优势，激发起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穆斯林千百万同胞的能量。
在伊朗的崛起过程中，逊尼派阿拉伯自由主义者也可以得到帮助。除了西方的榜样作用和民主但功能失调的伊拉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叶派伊朗成为新的自由主义国家，并历史性地转向折衷主义可能提出的挑战。冷战后20年来，西方通过倾销其所谓民主都没能做成的事，可能在这样的伊朗变为现实，这将大大地撬动对苏联中亚地区的限制和监管。
有一段时期，伊朗的什叶派政权曾对中东地区那些忠实而受压迫的逊尼派无业游民产生过较大影响，激发他们奋起反抗法老式政府，其中有些已经就此倒台。通过发出不妥协的信号和提供灵活的情报服务，伊朗操纵着一个非常规的、由诸多次国家实体构成的后现代帝国，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南部的马赫迪运动。然而在国内的部分区域，伊朗政权正在悄然受到轻视。伊朗人已经领教过了伊斯兰革命的概念，它意味着拉闸限电、货币崩溃和管理不善。我已解释过，在欧亚大陆的争斗中，许多锋线都渐趋于相互交错；其中最为纠结的是伊朗人的心灵和头脑，他们和土耳其人是穆斯林世界最先进的人种。这正是思想斗争与地理规律相汇合之处；这也是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人文主义与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准决定论相汇合之处。
地理的力量强大到不可抗拒之时，其实也是它命悬一线之刻。看一下纳迪尔沙（Nader Shah）的辉煌故事，他是18世纪继萨菲王朝之后的又一征服者。纳迪尔的波斯帝国发起于伊朗东北部呼罗珊地区的土耳其语族，跨过高加索，延伸到印度河。巴格达、巴士拉、基尔库克、摩苏尔、坎大哈、喀布尔等都在他围攻的名单上，这些在21世纪初被美国妖魔化的地方，对伊朗的统治却并不陌生。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写道，如果纳迪尔沙在他生命最后五年里不发生精神错乱，他很可能把伊朗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足以在19世纪抵御来自英国和俄罗斯的殖民干涉。他本可以被尊为波斯的彼得大帝，并从此带领伊朗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可惜他不但没有做到，反而使其政权以政治混乱和经济灾难收尾。
再来看1979年巴列维的倒台。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发生反对国王巴列维的叛乱，如果当时卡特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国王有可能保住，伊朗现在会像韩国一样成为充满活力的准民主体制，尽管偶尔与美国有不痛不痒的摩擦，但基本上算是一个盟友。在他看来，当时的巴列维政权是能够改革的，尤其是苏联的民主动荡十年后才发生。虽然基辛格对吉米·卡特总统的指责可能过于轻率，但是由此提出伊朗革命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仍然耐人寻味。谁说不是呢？20世纪90年代我走遍了伊朗，最近又刚从埃及回来，前者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情绪其实比后者要小得多，对此我心知肚明。其实，伊朗与犹太人的关系从古代一直到巴列维王朝都还是良性的，对于伊朗人来说，仍有许多希望和可能性。
再来看看“9·11”恐怖袭击给美国提供的机会。袭击发生后，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和时任总统的穆罕默德·哈塔米毫不含糊地谴责逊尼派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伊朗人在德黑兰街头组织为受害者守夜的活动，而其他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却在为攻击欢呼。当年晚些时候，美国组织联军打击塔利班，伊朗亦为其提供帮助。2003年春天巴格达陷落后，伊朗提出举行实质性谈判。这都说明，在现今时段，历史没有必要像以前一样发展。其他结果也是可能的。根据地理决定论，伊朗将对大中东和欧亚大陆的发展至为关键，但地理虽然可以决定伊朗有多重要，却不能决定它对什么重要。这取决于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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