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大国,由许多中国人居住。 ——戴高乐 2012年8月,我在中国待了两周,与我的同事朴兰淑在北京参加了两个会议,做了主题发言,一个由清华大学主办,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

积极心理学与中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由许多中国人居住。

——戴高乐

积极心理学与中国

2012年8月,我在中国待了两周,与我的同事朴兰淑在北京参加了两个会议,做了主题发言,一个由清华大学主办,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这是中国首次以积极心理学为主题举办的会议。

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下来,可能是因为这些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我一直都认为,人生之中有两种重要的经历:一种经历让我们当时当刻开心;另一种会让我们在事后回忆和谈论的时候很开心(详见第17节)。我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归为第一类,所以我决定克制自己不要经常事后谈论与回忆。我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去中国是我孩提时期的梦想,这个梦想终于在2012年得以实现(详见第99节)。在会议之外,我们尽量在中国多走几个地方,包括紫禁城、天安门广场、长城和西安的兵马俑。中国的食物实在是太好吃了,特别是西安的饺子。

虽然我很喜欢中国的风景以及美食,可是更令我难忘的是我与那里的人们交往的点点滴滴。我爱这些中国人,我们没有谈论政治,毕竟他们是主人,而且我相信我们之间分歧肯定存在,但是他们为人大方、勤奋、优雅、风趣,这才是重要的,政治分歧可以放在一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遇到了很多学习心理学的大学生及研究生,和美国一样,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女性,她们都相当聪明,而且热情、善良、友好并乐于助人。他们竭尽所能地尽地主之谊,真诚地给予我们帮助,使我们这次的中国之行非常开心,这是我之前在别处从未体验过的。我想说明的一点是,积极心理学不应该是单纯的向外输出的过程,也应该包括输入,我们西方人也应该从别处学习,特别是要学习中国,学习他们的待客之道。

我的中国之行还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因为我块头比较大,有6.3英尺(190厘米),当地的许多居民想和我合影。显然中国人都很喜欢拍照,我都记不清楚自己在开会时以及在街上被拍了多少次,或许我在中国人看来是长得有点与众不同,或者是有点奇异。好吧,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奇异过。

在登长城时,我停下来休息一下,而我的同伴们都已经赶到了我的前面。当然我也没闲着,因为有不少中国游客围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合照,基本上都有小孩(估计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我感觉还好,感谢他们的关注,当然我不会认为自己可以和世界七大奇迹相媲美。我很开心地一一和他们拍照。

孩子们喜欢围着我转,我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会心一笑,虽然我们无法用语言交流。孩子们是聪明伶俐的,这些围绕着我的孩子们融化了我的心。

其中很有趣的一次经历是在西安遇到了一个大约8岁的小男孩,他勇敢地走到我跟前,抬起头看着我,用汉语说了一句“你好”,我也对他说了一句“你好”。

随后这个小男孩跟我身边的中国友人说了一些话,可是中国友人不太想翻译给我听,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她翻译说:“我很庆幸自己不是美国人。”

我问为什么,由我的中国友人很不情愿地翻译给了这个小男孩。

他回答:“如果我是个美国人,我就不得不说英语了,但是我的英语很不好。”

我想此时必定是儿童心理学家的宝贵时刻,我的中国友人试着给他解释说,如果他是美国人,就不愁说不好英语了。我打断了她的解释,告诉她跟这么大的孩子讲道理是行不通的。我和这个可爱的小男孩顶了下拳头,然后相视一笑,我结交了一生的朋友

不管怎样,我想要分享一下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发展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第一,中国对积极心理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开始担忧,在物质主义泛滥以及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物质财富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年轻的一代不仅是全球文化的产物,也面临成功带来的诸多压力,尤其是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下,许多家庭将期望寄托在自己唯一的孩子身上。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童年是孤独的,也是充满压力的。

我们原本以为,在跟中国朋友交谈时,应该使用委婉语来表达幸福,以防自己被理解为肤浅的享乐主义者。实际上我们多虑了,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民,特别是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幸福,这样他们的问题就会最小化,对此我表示同意,不过中国人对幸福理论及幸福研究的开放态度还是令人惊讶的。文化存在差异,因此对幸福的理解也必然不同,但是幸福本身显然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第二,中国不仅地域辽阔,而且人口众多,高度集中。有一件事情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为何中国只有一个时区,要是换成类似的其他地方,至少需要5个时区。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什么时候决定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执行某个理念或者进行干预,其推行的规模及速度足以使人瞠目结舌。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关于积极心理学及教育的会议上,与会者基本上负责培养着中国3亿多的中小学生。

第三,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尤其是在积极心理学的接受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全然不同的,中国不仅是文化高度集中,而且这种文化对事物的研究视角从来不会只看重眼前,而是会纵观历史与未来。我们经常会听到“七代人”,意为中国人在制定政策时会考虑到自己的子孙后代,而美国的积极心理学家关注个体,看重个体幸福的既得益处,建立在此理念之上的理论无法适用于中国,积极心理学理应更多地关注造福于集体以及子孙后代。

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大,也有人说要紧的就是那点不太大的差异,我的中国之行让我同时明白了这两个道理。

眼见为实,如果你可以去感受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特别是可以接触那里的人们,你会发现他们会改变你,同时你也会改变他们。

我们只希望这种改变是积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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