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协商式民调的参与者们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但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们却没有。《31号提案》仅获得了39.5%的支持率，输得很惨。事后有人分析指出，选民从未真正理解《31号提案》。这部法案虽有个含糊其辞的名字，却是一套一揽子改革计划，没法用一两句话就说清楚。在加利福尼亚州当年的投票活动中，还有其他10项提案跟它竞争，所以法案挣扎得很辛苦。
《31号提案》还得到了死亡之吻：来自加州利福尼亚共和党的签名背书。由于共和党人没指望在萨克拉门托市通过任何东西，那就不必考虑它对减税措施的限制。他们认为可以借《31号提案》之手，限制议会（正处在民主党控制下）的支出。民主党和工会反对这种手段。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大概是头一次在选票上看到该提案的名字，他们一见到共和党背书，便按党派立场投票了。
2003年，费什金移席斯坦福大学，设立了协商式民主研究中心。他在20个国家组织了70多次协商式民意调查。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在日本的札幌讨论除雪问题；在加纳讨论城市扩张问题；在韩国讨论半岛统一问题；在保加利亚讨论对吉普赛人的政策；在坦桑尼亚讨论天然气收支政策。
与常规民调相比，协商式民调成本很高。出资人必须支付给数百名参与者出行和住宿的费用。但对重要的政策问题，这样的成本其实微不足道。想一想为了说服公众相信气候变化花的那些钱吧。这是一场亿万富豪间的战争，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和托马斯·斯泰尔（Tom Steyer）挥舞着支票本决斗。如果协商式民调的结果支持一方立场，且结果令人信服，那么花这点钱就算不了什么。
有人或许觉得如今美国的政治太趋近于两极化，协商式民调也没办法带来改变。边缘理论大师没指望汇集信息灵通的大多数，素来习惯信息匮乏的选民们则还是老样子。不管协商式民调在执行时多么谨慎，总会有人表现出偏见。他们会说，那些在协商式民调中改变主意的人被洗脑了，或者一方的论点没有得到恰当的呈现。
类似的论点也可以放到传统民意调查上。任何对投票结果不满意的人都可以发起自己的调查。今天，各类民意调查数以百计，有左倾的，也有右倾的。新闻媒体和公众在解读民意调查方面越来越成熟。我们知道，真正有效的民意调查是不偏不倚的，在准确性上有长期纪录可供查询；我们还知道，许多民调的加权平均数比单次调查数据能透露更多的信息。候选人走向失败的标志就是他说民调结果错了，只有他自己竞选班子主持的民调才值得信赖。
协商式民意调查不必说服每个人。它们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横跨政治频谱，对问题所知所思不多的人。他们在公众里占了很大比例，正如的调查所示。有一点想来所有人都会同意：建立在事实和思考上的观点总好过无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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