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女人如何做买卖
16世纪的马来谚语，说明了她们极看重教导女儿如何计算、赚钱。
说到如何让派赴国外的员工长保工作干劲，即使在今日，仍常教企业觉得棘手。但眼下，我们要探讨一个更早的跨国企业，17、18世纪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设在印度、东南亚、日本、台湾地区的分部，地处偏远，荷兰女人不愿居留；为该公司效力的男性职员，大部分很愿意娶当地女人为妻，但这么做也产生了特殊问题。这种异国婚姻带有文化隔阂，因此，看到男方写出的私人信件里，满是在抱怨要将这些女人“驯服”成符合荷兰标准的贤妻有多难，大概不会太让人惊讶。反倒是这些女人拥有经商大权，叫东南亚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加尔文宗教会、其他欧洲人难以撼动一事，可能还更让人惊讶。这其中许多女人是靠着自身本事发达致富的贸易商。
早在欧洲人来到许久以前，四面环海的东南亚地区（包括现今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就已有蓬勃的长程贸易。其中许多贸易商是女性。在有些情况下，因为经商被认为是太卑贱的职业，不是上流阶级男人所应为，但经商利润又太诱人，叫上流人家无法完全割舍，因而给了女人经商的机会（有些上层人士鄙视经商更为强烈，认为贵族女人也是地位崇高，不应自贬身份到市场跟人实物交易或到华人聚居区，即许多长程贸易的交易处，做买卖；但她们并未不屑于督导奴仆代她们执行买卖事宜）。16世纪的马来谚语，说明了她们极看重教导女儿如何计算、赚钱。
更普遍可见的是，这些社会通常允许女人掌控自己的财产，让她们在择偶上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且常相当容忍她们与别的男人私通。甚至，有些女人因为要离家远行，不得不允许她们自主决定要不要生下小孩（当时能用的堕胎方法原始，包括服草药、从岩石上跳下以致流产，乃至偶尔杀婴等）。15世纪遍及这地区的伊斯兰传教士和一百年后跟进到来的基督徒，震惊于这样的现象，希望管束这种女人。
但尽管有这种种令人疑惧的事，葡萄牙人（最先在此立足的欧洲人）发觉，若要建立有利可图且可长可久的殖民地，和这类女人通婚乃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之一。荷属东印度公司有时找到愿意前来东方的女人，但全来自荷兰孤儿院乃至妓女户，而且撮合这些女人嫁给派驻亚洲的男人，男人也不满意，最后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打消引进荷兰女人的念头，转而将目标锁定更早先葡萄牙人、亚洲人所生的混血女儿。她们至少会一种西方语言，且至少名义上是基督徒。许多这种混血女人也已从母亲那儿知道，在这个日益跨国化且常诉诸暴力的贸易世界里，嫁个欧洲丈夫，大有助于保护她们的商业利益。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属东印度公司评议会的评议员，就往往是这些女人里最有钱者特别中意的婚配对象，因为他们虽然绝大部分不是有钱人，但嫁给他们后，靠着丈夫的职位，极有利于防止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法规和垄断权干扰她们的生意。因此，撮合有权有钱者跨族通婚，相对来讲较容易；但要让如此造就出的家庭听阿姆斯特丹当局的话，也变得更难。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主要目标当然是获利，而确保获利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垄断各种亚洲货物（从胡椒到瓷器）输回欧洲的贸易。理论上，这公司还主张（至少断断续续主张），有权对参与更大范围亚洲内部贸易的所有船只，包括东南亚女贸易商的船只，发予航海执照、课税（或击沉）。但海洋的辽阔，加上有不少竞争对手，这一制度根本无法落实，而且荷属东印度公司还得应付神通广大的内贼。该公司大部分职员不久就发现，把货物走私回荷兰风险大且不易，但在亚洲内部从事非法（或半非法）贸易，却可赚得比死薪水高上好多倍的钱。这时，他们的妻子就成了如此发财致富的绝佳凭借：她们熟悉当地市场，与当地贸易商有良好关系，往往拥有可观资本，能将家族生意时时紧握在手中，不致遭该公司突然转移到别人手中。
对一些居心特别不良的荷兰男人而言，这就给了他们利用文化差异从中套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利用东南亚女人相对较高的地位大赚其钱，然后可以利用她们在荷兰法律下较低的地位，将家产全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甚至可以回荷兰，娶个“体面”的老婆，安定下来。（荷兰法律虽对男方有利，但如果女方高明运用她台面下的影响力，藏好她的资产，男方未必能顺利得手。就有这么一个例子，男方最终掌握了妻子大部分获利，却是走了十九年的法律诉讼才如愿。）
但男人有荷兰法律、教会当强有力的靠山，女人则有地利之便。在印度、东南亚的外国人常壮年早逝，留下有钱的遗孀。这类女人常成为下一批前来之欧洲冒险家热切追求的对象，使她们得以在再婚协议时占上风，保住婚后至少部分的自主权；许多女人因丈夫早死，一辈子嫁了三四个男人。在巴达维亚，有幸活得久的荷兰男人非常少，这类男人很有机会在荷属东印度公司里爬升到高位，变得非常有钱，离婚再娶。他们所娶的最后一任妻子往往比他们年轻许多（一旦爬升到高位，就不需要再娶个地方关系特别好或特别有钱的女人），因此，他们死后，往往留下一小群非常有钱的寡妇。而这些寡妇的放荡，常叫那些恪守加尔文教义的荷兰男人惊骇反感。
从1619年创立巴达维亚直到19世纪末期，荷兰卫道人士和垄断资本家不断在努力“驯服”这些女人，而至少最终有所成就；例如，较后几代女人似乎比前几代女人更遵守欧洲的两性道德观。随着长距离贸易欲成功需要更大的资本规模、更大范围的国际往来，欧洲公司和它们的华人、印度人经商伙伴（全是男性），也愈来愈压缩这些女人做生意的空间。
最后，随着19世纪末期的诸多新发明问世（包括苏伊士运河、电话、冷冻运送、预防注射等等），欧洲人愈来愈能在东南亚过起道地欧式生活，于是，新一代荷兰官员上任时选择带妻子同行，或打定主意不久就能返国，到时再娶个本国女人。尽管如此，欧亚混血女人所经营的贸易，在地方与地区经济里仍举足轻重，例如许多这类女人从事房地产买卖和放款业务，借此将丈夫的经商利润投注于东南亚贸易城市周边地区的地方发展。（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们之所以一直保有这利基，有部分是因为许多这类女人的丈夫抱有种族歧视观念，尽可能不和当地人打交道。）
直到19、20世纪之交，这一领域仍未消失，经营该领域的人仍不肯交出大权。印尼小说家普拉姆迪亚·杜尔（Pramoedya Toer），就以深刻有力的笔法刻画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小说中女主人公为了保住她所经营多年的生意（和小孩），和半发狂的荷兰丈夫、丈夫在荷兰家乡的“合法”家庭，持续抗争了许久。这个虚构的女人，最后就如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和她一样处境的人，以失败收场；但三百年来，就是像她这样的女人，建造并维系了她们丈夫所声称归他们所有的那个世界的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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