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男女之间的哪些差别应当被保留？为平衡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否应该优待男性？
呼吁男女平等，可能是号召对男女双方，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予以平等关注。这种对平等的关注，往往只限于某种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有时两者却纠缠在一起。
一般而言，没有什么好的理由能决定一种性别的生命优于另一种性别的生命—尽管偶尔确实会有。在社会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鼓励女性生育孩子可能是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这表明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生育资源。如果夫妻双方都不愿意生育，那么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鼓励生育。这些并不是呼吁男女平等的例子，这些例子是为证明：不平等的待遇是由于某种价值产生的，诸如为了社会延续，或者必须有足够的适龄工作人口来维持社会运转。此外，这些例子也不一定对女性有益，反而可能会对一些喜欢丁克生活的女性造成心理压力。而在某些国家，生育则受到限制，这又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压力。
这里有个简单的观点：性别平等—无论是何种平等—总是值得优先考虑。此外，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生命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平等的发展。有些男性想要孩子，有些不想；同样，有些女性想要孩子，有些不想。假如我们想要的不是不分性别地对生命予以同等关注的模糊表达，那么我们仍未找到“性别平等”这一需求的核心。
有时，对于平等的需求源于性别比例，但当同一职业、同一专业里的男女数量极不对等时，就另当别论了。很多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人会抱怨说：比起男人，有更多的女人在家里带孩子，没有带薪。然而，为什么说假设男女数量对等是我们讨论的必要前提呢？或许生物学家可以为我们解释这种数量差异，或者，这种数量上的差异没有过错。
这种差异或许没有过错，但它可能还是有问题。这种在男女数量上的差异，可能不是来自生物学的原因，而是来自社会不平等或强迫。
先看不平等问题。无论两性在生物学上有什么差异，我们都无法断定一个性别可以投票，另一个不能投票。然而，议会、国会和参议院里该不该男女数量平等，又另当别论了。如果代表机构理应代表选民的意志，我们难道不应该保证哲学家、同性恋者、芭蕾舞爱好者甚至罪犯的代表在议会里占一定比例，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在议会中要求两性平等的呼吁，表明女性和男性作为不同的群体，存在差异明显的平等需求。矛盾的是，这种对两性平等的特定需求，可能正是由某些重大的性别不平等或不必消除的不平等所导致的。
再回到就业问题。如果女性面试被拒绝，仅仅是由于她们的性别，这往往就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剧组只想招男演员，那就不算不公平了。如果美容院老板意识到客户更喜欢女性的触摸，或至少是为店面形象考虑，更喜欢雇用女性，这对男性来说也不算不公平。当然，女性和男性应该同工同酬。然而，假如（仅仅是假如）在这方面有某些习俗甚至法律规定，那么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放弃工作来养育子女，因此雇主当然倾向于选择同样能干却没有这种风险的雇员。这显然不能算不公平，或者确实不公平？
如果女性被迫生孩子或被期望生孩子，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可能不太公平。如果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就说她们必然想要孩子，进而辞退她们，这种做法可能也不公平。还是，这些做法是公平的，或许能说得过去？然而，至少在表面上，许多女性和男性不需要强迫，本身就有生育的意愿。此外，从生物学角度看，女性因产假离岗的时间往往比男性更长，假如没有特殊条款，这可能会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因此，许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原则要求我们为这类女性提供优待。
一旦我们要合理解释这些优待—我们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就很难找到坚实的立足点。这里有个愚蠢的例子：有些人可能确实想当消防员，但完全没有相应的体力和耐力。可以假设，没人会真的认为这种人应该被特殊照顾，比如给他们特殊的训练和药物，或者降低对他们的岗位要求。某些人确实比较体弱多病，相比于未来的消防员，我们经常会给这样的人许多优待。我们这里的难题是，生活中有哪些优待是合理的？
“强迫！”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影响性别平等的重要因素，能支持特殊优待的因素。有一种对女性的形容是“温驯的主妇”—她被洗脑了，被驯服了，变得更喜欢顾家。但是这不是她真正想要的。她就像奴隶一样，在奴隶制度下长大，对外界一无所知。在一些传统社会里，妇女显然不能自由产生个体意识，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迫戴上面纱，甚至过得更糟。在自由社会里，社会压力和习俗仍然会限制各种自由选择。这里又引出了一个难题：哪些限制更加重要呢？毕竟，我们似乎不该为了“银行禁止男员工穿裙子”而烦恼。（其他关于“豁免权”的内容请见下节。）
当我们能自由选择时，却还是出现男女数量差异的结果，我们依然觉得哪里有问题，这是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两性之间的数量差异—如公司董事会、数学家和国会议员里的男性更多—确实表明了女性自由的缺失。教育不当或文化上的压力肯定可以解释这一点。因此，对于那些遭受不公正的人，应该给予特殊照顾。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种压力一定可以解释差异呢？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在一些国家的许多场合，我们会明显感受到对女性的有形的强迫和压力。但是，假如没看到明显的强迫，就认定男女数量差异源于某些不易察觉的强迫，这也是一种既不合理又很诡异的结论。
有一种看似假设的假设更让我好奇，即如果男女数量差异是由“自然”“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差异就可以接受。这就好比有人相信抚养后代和文化传承并不是源于自然天性，不然它们还能从哪儿来呢？进一步说，为什么在判断事物发展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谈所谓“先天、后天”因素的差异？的确，我们总是想干涉大自然。
这些论点，不该让我们对世界上数百万因性别而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女性视而不见。这个可怕的事实又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另一个事实—还有数百万的男女因战争、宗教不宽容、政府腐败和他人的冷漠，正在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生活可真不容易。以下是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所说的一段话：
女人最适合护士和幼教工作，很简单，她们自己就很幼稚、愚蠢、目光短浅。总之，她们一辈子都像个大孩子……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女孩每天和孩子一起玩玩具、跳舞、唱歌的场景，但你想象不出有哪个男人会怀着世间最美好的意愿去代替她。
毫不意外，叔本华遭到了女士们的口诛笔伐。他还能希望我们怎么评价他？他又是怎么推导出这种结论的？然而，就算我们该痛斥叔本华，也不该抛弃所有证据，坚持说女性和男性在观念和情感上毫无差异。女性和男性的自由选择，可能会导致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不同职业中的性别比例差异—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自由选择似乎仅仅会导致生活方式的差异和男女比例的差异。
可以说，我们追求的终极理想应当是人类的共同繁荣。对两性平等的呼吁，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不同的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人父母的重要性。有些国家一般通过提供产假和陪产假来鼓励生育—在这些国家，人们并不担心（至少不明显担心）人口显著减少。下一个问题是：相较于不愿生育的男女，是否应该优先为生育子女的人提供特殊照顾？不愿生育的人，如果希望社会繁荣，就不该因为旅行、志愿活动中断自己的工作，至少不该为了喝香槟中断工作。
人类的繁荣有各种各样的呈现方式，而不同群体出于不同原因，往往会获得较多的机会，进而比其他群体更加繁荣。社会优先选择了一些群体来带动其他群体的发展，然后就放着不管了。可是，哪个群体更值得优先发展呢？哪些歧视是公平的呢？哪些平等是更值得追求的—性别平等、教育平等，还是关乎生活质量的收入平等和结果平等呢？
多数人认为，最低限度而言，合理的预期寿命是人类繁荣的核心要素。就此而言，在许多国家里，男性比女性的寿命更短，就像与贫富差距那么明显。提高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通常会使男女双方都受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源应该被用来促进性别平等吗？也许答案是“应该”。也许，男性应该有比女性更低的退休年龄或额外的医疗保健，或更多的休假。这总该是要优先考虑的吧？我们应该在这里讨论一下？
关于性别平等，那些令人纠结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有哪些性别不平等属于性别主义（毫无理由地歧视一种性别）呢？我们应该或者不应该推动哪些性别平等呢？毕竟，对女性美容师的需求比对男性美容师的需求要大得多，那么这一现实需要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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