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旅居伦敦的作家和记者迪利普·希罗（Dilip Hiro）写道，世俗意识形态有两种，右翼如法西斯主义，左翼如马克思主义，一个复兴伊斯兰教非常有力地与它们展开竞争，成为“幻灭的城市青年的救星”，对于他们来说，凯末尔主义并非指导日常生活的“社会道德体系”。一旦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捆绑扎根，凯末尔主义就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
然而，2003年3月土耳其议会投了反对票，不允许入侵伊拉克的美军从土耳其过境。削弱美国地位的势力并不是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而是世俗主义者。在反美主义方面，土耳其加入了欧洲阵营，反对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的失态和粗鲁言辞。美国入侵伊拉克引发灾难性后果，导致伊拉克境内的教派冲突，但最终并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此时土耳其刚刚认识到自己将不会被接纳为欧盟成员。这些戏剧性事件接连发生，结果就是土耳其建立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府，它根深蒂固、顺应民意，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钟摆因而大幅转向中东、偏离西方，这在几个世纪以来尚属首次。
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几十年来，美国领导人一直声称民主的土耳其是中东亲以色列的北约堡垒，前提是他们知道土耳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掌控在军人手中。然而，在21世纪初土耳其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土耳其大众的伊斯兰性质得以体现，但结果却是变成了相对反美、反以色列的势力。
1998年秋天，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开塞利，我采访了一些土耳其伊斯兰教领导人，包括土耳其现任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当时美德党正在举行集会，我就这些会议发回了报道，并于2000年结集出版，其中有一件大事被我料中，即这个党派虽然是少数党，短短几年内竟成为多数党。他们的基本主题是民主，认为土耳其越是民主，就越是强大。听来讽刺，他们竟把西方与土耳其军事独裁的权力结构相提并论，但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什么时候支持过土耳其的民主？”美德党晚餐上，旁边的人问我。“到现在为止，它只支持军方。”在我回答之前，那人补充说：“我去过以色列，那里的民主比土耳其更发达。”
在这件大事上，我错了。因为温和的土耳其伊斯兰对以色列相对开明，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事实上，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土耳其的历史演变以及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让他们与泛伊斯兰思想更密切地结合，换句话说，就是技术战胜了地理。在随后几年里，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政府，都在一些具体行动上犯了错误。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土耳其的地理开始反映土耳其的政治现实。土耳其西接希腊，东邻伊朗，西北是保加利亚，东南有伊拉克，阿塞拜疆、叙利亚分列于东北部和南部，安纳托利亚超过一半的边界是黑海和地中海海岸线，介于欧洲、俄罗斯和中东之间，是真正的等距离，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也是这样。土耳其仍然是北约成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在以色列设有大使馆，并间接推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和谈；但它在伊拉克北部实施反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进犯，帮助伊朗避免因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制裁，在政治和情感上躲在最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的背后。
2010年5月，以色列突击队突袭了有6艘船的土耳其船队，当时他们正将人道主义物资运往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土耳其勃然大怒，作出强硬反应。这件事相当于催化剂，宣告了土耳其处于东西双方的历史性枢纽地位。当然，巴勒斯坦的斗争介于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在这方面土耳其人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余地；但是，如果穆斯林与犹太人发生冲突，土耳其人就可以充当穆斯林事业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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