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说谎还是“印象管理”？
人们为什么爱说谎话呢？
特沃斯基相信，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听到之事的意图所做的假设。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和特沃斯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散步，她说：“我们总是有这样一种简单而老套的观念，认为谈话的目的就是传递和交换信息。”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并不总是如此。她说，你不要只是把谈话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你应该把它看成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精心设计的行为方式。
“如果你把谈话当作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的一些行动就是要人们对我们有某种印象、感受，或者是让别人以某种方式来对待我们——比如让人喜欢我们，或者是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或者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
我们可能会想，谈话不过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然而，并非如此。有时候，谈话是充当“印象管理”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她说，谈话的目的就不再是传递真实的信息，而是让别人形成一种对自己的印象。如此一来，准确性的作用在谈话中就完全让位于“印象管理”了。
既然学生们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掺杂了那么多曲解和编造的内容，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听他们讲故事的那些人是否知道自己被误导了。特沃斯基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奥本海默当时尚未发表的合作研究文章表明，人们能发觉这种误导，尽管并不总是这样。他们发现，聆听者会忘记被讲述者歪曲的某些内容，并会捕捉到讲述者没有提到的一些东西。尤其是聆听者报告他们听到的夸张成分要比讲述者承认的情况严重。是什么把讲述者的情况泄露给了聆听者呢？让讲述者露出马脚的常常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述者自己。“她是一个喜欢小题大做的人。”一个聆听者是这么评价一个讲述者的。“他总是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另一个聆听者说。第三个人说：“如果他父母在旁边的话，他就肯定不会说那些关于毒品的事情。”不管线索是什么吧，聆听者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轻信和受欺骗的，他们总是可以很中肯地对听到的东西打折扣。有趣的是，相对于女性，男性对自己听到的东西持有更谨慎的怀疑态度。
相对于女性，男性对于自己听到的东西持有更谨慎的怀疑态度。
“在这一点上，男性比女性要严重得多。”特沃斯基说。
但是，在这些影响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出现在聆听者一方，而是出现在讲述者一方。在重述故事的过程中，马什和特沃斯基发现，重述者不仅误导了别人，还误导了自己。研究人员发现，在讲述过程中，对故事的改变会形成重述者记忆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至于重述者经常会把这些有意讲错的部分在记忆中自动保留下来。这种情况在现实状况中很难被展示，但是在实验中则容易被记录（因为实验环境可以得到更严格的控制）。研究人员告诉参加实验的学生关于两个新来的室友的一些编造出来的信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两名新室友称为迈克和戴维。这两个人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品质，当然，他们也都会做一些让人觉得很气恼的事情，比如迈克会把红葡萄酒洒到地毯上，而戴维会不打招呼就穿着其他室友的衣服出门。
之后，研究人员要求学生写一封关于新室友的信件。在有些情况下，信件是为室友说好话的，比如在推荐室友成为兄弟会成员的时候；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信件对室友的说法则是负面的，比如给宿舍管理办公室写信，想要把新室友赶出去的时候。在信件写好之后，研究人员要求参与实验者回忆当初听到的关于新室友的事情，能回忆多少就回忆多少。结果显示，参与实验者这时候回忆的信息常常是错误的。有一些给宿舍管理办公室写信的学生在回忆戴维的情况时，会说他经常把红酒洒在地毯上，实际上，戴维没有洒过酒，洒酒的事是迈克干的。
总之，我们真的会相信我们自己的谎言。但是，就像巴特利特所发现的，我们自己对这个过程却并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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