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公元六七世纪到中国来的日本、朝鲜留学生及外交使节，曾经为隋唐政府强有力的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而惊叹；但是，同时来到中国的波斯商人，却窥测到中国皇帝的虚荣心和中国官府的自欺欺人。
13世纪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曾经记载了中国元朝的繁荣和强盛；但16世纪末，马可的同胞利玛窦教士，更多看到的是明朝这个“天朝大国”的愚昧和落后。
法兰西哲人伏尔泰18世纪还在大声赞颂：当我们还漫游在亚平宁原始森林之中的时候，中华帝国就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般。但不到一个世纪，他的国人就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一道，占领了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的都城北京。
不得不说的是，不管是日本、朝鲜留学生，还是马可·波罗、伏尔泰看到和听说的中国，不管是波斯商人、利玛窦，还是英法联军与之打过交道的中国，都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打过交道的中国，看似矛盾，但都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某个真实的侧面，是大象的某一个局部。日本、朝鲜留学生和波斯商人的身份不同，接触群体不同，感受也不相同；马可·波罗走马观花和利玛窦的身处其境，感受也不一样；伏尔泰站在远处观风景，看到的是风光无限，英法联军近处打交道，遇到的是不堪一击。
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来，在许多个时段，都是在一个皇帝和一大群官吏的统治之下，都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如果没有野蛮的“胡人”“洋人”的威胁，如果没有该死的“流贼”“乱民”的闹事，如果没有罪恶的野心家、阴谋家觊觎政权，这个国家的君主永远是“伟大”的。因为在他们的统治下，这块东方大地，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和灿烂的文明，也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和新的灿烂。而他们的种种丑恶，则因为有“春秋笔法”，不为外人所知。
当西方还在神权统治下，处于“黑暗时代”时，我们为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普降甘露而沾沾自喜；当西方摆脱了混乱和愚昧并建立起发达文明、选择了民主政治以后，我们又不禁埋怨，为什么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和习惯势力竟是如此顽固，使我们改革和开放的步履如此艰难，乃至兴一利而出百弊，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层出不穷？
于是，比较研究之风蔚然而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有人豁然开朗：原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建立近代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中世纪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经济上的庄园林立，还有一个教皇和无数教堂在参与政治斗争和经济生活。于是有人进一步发现，原本是古代中国繁荣三大基石的君主制、大一统、个体农业，竟然是阻碍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三大障碍。
那么，中国是否应该退回去，退到那个曾经被诅咒过的西方中世纪，然后再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
其实，中世纪的西方人也未必愿意看到国家的破碎，正如当代中国人不可能接受头上有一个至高无上、操持生杀大权的君主一样。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中其实孕育着推动进步的积极因素，中国中世纪的繁荣下掩盖着阻碍进步的愚昧痼疾，都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各自历史发展的结果。
如果不将中国和西方进行横向比较，如果东西方不发生接触，而只是孤立地从东方和西方各自发展的轨迹来看，那不仅西方在进步，中国同样也在进步。谁能不顾历史事实，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比汉唐时期、宋元时期的中国落后了？但又有谁能够断定：如果没有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猛烈撞击，如果不是中国被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清朝就一定是中国的末代皇朝，明清时期也一定是所谓“封建社会”的晚期？
既然东方和西方幸运而又不幸地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那就无法不让它们相互影响。事实是，即使人类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星球，以今天的科技发展，各星球之间也迟早要相互影响，就像几百年前欧洲大陆和亚洲、美洲由相互隔绝到成为邻居一样。
我们曾经诅咒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东方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西方也曾经诅咒，东方的“黄祸”所及，把一个好端端的罗马帝国折腾得七零八落，从而导致了若干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如果没有“黄祸”的西进浪潮，也许就没有西方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土壤；同样，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或许也就没有近五个世纪以来东方的现代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成果。
那么，和“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处于同一时代的明朝，在中国历史和同时代的世界历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有人认为，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就已经退出世界先进行列。也有人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明朝，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世界的前列，是清朝的统治，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甚至到清中期，中国也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些看法，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乃至中国中心论。
有不少朋友问我：你怎么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明朝所处的14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是以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明朝的“GDP”、清朝的“GDP”为标准，还是以另外一些学者所注重的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为标准？
和谁比？这很重要。已故评书家单田芳先生说到一个人的武功，最著名的口头禅就是“得看和谁比”。那么，是和日本比还是和东南亚比？和东欧比还是和西欧比？和某个国家比还是和所有国家的最先进事迹比？
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让中国人活得很累，也很纠结。因为至少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老是被人欺凌、被人看不起。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这里的“落后”指的是什么的落后？是单纯的武器落后还是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落后？
第二，中国是否真的曾经先进过？什么时候先进、先进的表现是什么？如果真的曾经先进，那如何持续先进、能否持续先进？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在百米跑中风驰电掣的“飞人”博尔特，现在不是被人超越了吗？这就好比跑马拉松，如果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前进，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是第一？这一次第一，下一次第一，永远会是第一吗？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还是偏离了路线。如果路线正确，持续前行，处在第一还是第二，处在第一集团还是第二集团，我认为并不十分重要；恰恰相反，如果有人领跑，我们跟跑，或者相互领跑，一齐跑向正确的终点，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有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用他们的冒险精神，跨越重洋，寻求新的资源，开辟新的生存空间的时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明朝确实和它擦肩而过。这一次的擦肩而过，使中国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民族发展的马拉松中，不断被其他选手超越，也导致了中国后来被“列强”分割、被强邻入侵。这种被列强凌辱、入侵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得我们一直保持着警惕，警惕被分割、被凌辱的历史重演。
如果用当下时髦的“问题意识”进行讨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明朝为何没能进入大航海时代、如何才能进入大航海时代？但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下提出的问题，也同样难以回答。因为，这类问题既无解，也有无数的解。因为按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个明朝没有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原因，也可以指出明朝有无数个可以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契机。但是，虽然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些原因，对于明朝人来说，是无意义的“马后炮”，我们却仍然得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不为明朝的遗憾，而为了今天的觉悟，为了明天不为今天而遗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愿意先把问题放下，以“了解之同情”，看看明朝276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与宋元相比有何不同，自身行进的过程中又有何变化，答案或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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