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屋新政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那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对此，这些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比较主流的声音基本上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后来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参加革命，导致了清帝国的结束。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我认为革命发生和清帝国的终结之间没有逻辑关联。在中国的农业文明面对工业化冲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抑或是因为知道中国的财政难处，所以没有痛下决心进行改革。这样在前面耽搁了很多年，导致这个事情变得复杂化了。
我们知道西方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是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开始。到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洋务运动，谋求发展。这个时候，中国没有想过要像日本那样去建构一个新型的教育体系。
虽然1860年中国开始办洋务之后，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新知识机构——同文馆。但这和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全国普遍性的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不是一个性质。日本做的是一个现代教育的移植，它完整地继承了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一套完整体系。日本全国有八所国立大学，每所国立大学都是一个大学区，规定一个国立大学下边有多少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下边有多少中等学校，中等学校下边有多少初级学校，初级学校下边有多少幼儿园——日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性的现代教育的移植。
当时，清政府就只办了同文馆，而没有办全国整体性的大学。那么同文馆的性质接续的是什么呢？它接续了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精英教育。中国这几百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说到底是个精英体制，且是一个政府不干预的精英体制。中国古代从殷周之际开始，官学慢慢地就被废除掉，学术下移。到了孔子时代，自由讲学之风大盛，一直延续到晚清。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延续了2000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有一个长时期的自由讲学传统，中国思想的发生、传播是一个相当自由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过程。
政府管的是人才的选拔。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只靠皇帝家的人就把整个国家给管了，王朝也需要人才。在最早的时期，对人才的选拔和我们今天一样，就靠察举。从上往下叫“察”；从下往上，大家写个推荐名单，这叫作“举”。察举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干部选拔方式。那么察举制度好不好呢？确实很好。尽管出了那么多贪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察举制度也选出了很多好官。察举体制一直从春秋战国延续到了魏晋。秦之前的东周列国，应该说还是选出了很多不错的人。但是后来中国进入了比较稳定的王朝形态，察举制度就开始变质。到了两汉王朝，几百年的时间里，察举制度造就了巨大的家族势力。世族的出现导致了察举制度失灵。到了魏晋时期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虽然仍是群众推荐、领导考察，但是大家族不仅把领导给搞定了，而且把群众也给搞定了——把民意给收买了。各位如果读一读《人物志》《世说新语》《后汉书》会发现那个时候对人物的点评比我们今天厉害多了，几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本质给说出来了。这个时候要想贬你，几句话就把你踩下去了；要想赞美你，几句话就把你捧上天了。《人物志》《世说新语》《后汉书》里边这样的故事多得不得了。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不是当时自然发生的，而是那些大家族在背后操纵舆论，操纵了群众的“举”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选拔人的公正性就此丧失殆尽。选拔人的公正性失去之后，真正受伤害的是体制，是政权。政权找不到可用之才，这个就很麻烦了。如果一个王朝都是一些废物在上面糊弄，动不动出洋相，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政权的威望丧失。因此从魏晋开始，到南北朝这样一个过渡期，大家都在思考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个人才选拔问题，最后就慢慢走向了一个东西——考试。
所以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转型过程当中，科举制度就慢慢地形成了。当然，我们不太清楚科举制度最初形成的时候，考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要考；怎么命题不管，但是必须在同一张卷子上考。从隋唐到五代，在这样一个不断考试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逐步完善。当然在隋唐时期，考的是才华，因为它没有考试的范围。
这种方式当然也可以考出人才，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缺少规制。只有在一个有规制的状态下考试，才能对考生的能力有一个准确的判定。于是，我们看到，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逐步地就规范化了。这一事件的标志是各地书院的产生，岳麓书院等几个最有名的大书院都是在宋代诞生的。从此，考试的内容就可以复习、可以准备了。我们看到，一直到晚清，书院都存在。书院就和我们今天的中学一样，学生们在里面集中复习科举考试。而且书院还请了一些名师在那儿坐堂，这些名师被称为山长，朱熹也当过山长。因为只有这些大思想家、大学者才能为书院的学子提供更优良的辅导。科举考试只是给你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边还要有所发挥，还要体现你的学术思想。没有思想的学问，肯定没有活力。只有学问有了思想，你的文章写出来之后，阅卷的人才有可能给你高分。在科举考试漫长的几百年发展当中，它逐步规范化，到了明代，已经规范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考试怎么考，卷子怎么出，文章怎么写，都有了明确的规范，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八股体制。
八股文其实是考试的技巧。从命题到答题，都有严格的规范，如此考生就能摸清楚其中的规律，对其进行复习。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它最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文章都写得很好，但都是没有内容的无病呻吟，或者都是很形式化的东西。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状态下问题不大，但是等工业革命的影响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就不得不走向了改科举的道路。
清政府起初为什么只是改科举，而不是废科举呢？因为如果要像日本那样全面构建中国的新教育体制，那一定是个巨大的扰民工程。即使是到了新政时期，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建新学堂时，仍然引起了各地的抗争和骚乱。因为政府是建构在农业文明体制上的，融不到那么多资金。要办任何事情，所需的钱最终都要摊派到老百姓头上，那老百姓肯定不答应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1860年之后中国改科举这件事，才能够弄明白其中的原委。
统治者想慢慢改变科举这样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形式，起初是出于一片好意。最开始的确没出什么问题，反正只是改个命题罢了。当年最早期的改变从1860年开始，就考英国怎么强大的，法国怎么改革的。其实就是考议论文。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增长，大家渐渐发现改科举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有很多东西是科举容纳不了的。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制造业发生以后，它需要大量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者。但科举考出来的人，还“之乎者也”，还四书五经，还朱熹二程，根本不能满足当时对人才的需要。当时需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人才，而物理、化学、数学很难容纳到科举体制当中来。你说学生没有经过学堂教育，直接就命题考数学，让学生怎么考？你考简单的加减乘除还可以，更复杂的就没法考了。化学、物理更不用说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科举和新教育就成了非常尴尬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给清政府、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提供了很多建议，讲应该办大学，应该办新教育。于是，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办学堂，传授综合性的西方近代知识，物理、化学这些都传授。之后大概在70年代，传教士就在烟台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大学，作为一个示范。但是中国如何走向整体性的新教育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重视。一直等到甲午战争打完后，才引起大家对科举的抨击、探讨。
甲午战争打完，对科举的指责成为检讨甲午的一个方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在指责科举制度耽误了中国，认为中国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不是北洋不行，不是中国国力不行，而是因为科举。严复、梁启超的作品当中都在反复地指责这件事情，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创办新式教育。所以等到1898年，百日维新的第一个重大诉求，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
1898年康有为跟皇上的谈话中——这是两人唯一一次谈话——他提出不仅要创办新教育，关键是要废除旧教育。在与光绪谈之前，康有为就在北京散布过“废科举”的消息，后来他跟皇上谈完之后也在谈论废科举。史料当中记载，当时北京的考生就讲：康有为，是你提出的废科举，要是真的执行了，我们就把你干掉。以至于康有为后来出门都是带着保镖的。
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能够动议废高考吗？废高考之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不是国家无人可以选拔。不考试了，领导者仍然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去找人才嘛，现在人才多了去了。最受伤害的其实是考生。这些年大龄考生可能不多了，因为现在出路比较多，读书不行，还可以打工嘛，真的读到大学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但是在科举体制下，“大龄复读生”可是多得很。我们都读过《范进中举》，范进当时多大年纪了，还不是照样复读；另外我们看张謇，张謇复读了二十年仍然在考，当然他是边工作边复读；严复也考了四次，起码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当然他们是有工作的，还有一拨人是没有工作的复读生。要是把科举废了，这些人怎么办？
康有为自己边办万木草堂，边给别人办补习班赚钱，一边自己还复读，后来带着学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废科举，那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复读生、考生受害，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1898年康有为提出废科举，其实是一个不可行，也不正当的建议。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清廷本身决策是对的，清廷在这儿走了一个双轨路线：一方面，创办新教育，成立京师大学堂，吸引大家接受新教育，之后就可以参加工作；另一方面，旧教育则回到它原来的本位上去，成为专门的公务员考试。科举本来的目的就是为国家选拔行政人才。于是在1898年康有为的建议被否决之后，朝廷就让张之洞和陈宝箴去设计科举改制的方案，其实就是要重建科举制度。
新教育发展、重建科举制度双轨并进，我相信如果做得好的话，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创举。因为说句实在话，我们的科举制度对17世纪之后西方的文官制度的形成，真的是起到了直接性的传导作用。史学家何炳棣，在用西文史料研究科举制度的传承的时候，明确地提到，17世纪之后的西方的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所以1898年清帝国的这么一个决策，有它的正当性，但是也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京师大学堂1902年重建，开始正儿八经地办学，像孙家鼐、张伯熙、劳乃宣这些人都对新教育的发生、发展贡献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新教育很难赢得青年知识人的认同，青年知识人这时候就算跑到京师大学堂来上学，学完之后还是没有出路。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要想在政府工作，还必须获得一个进士学位。你辛辛苦苦到京师大学堂学新知识，学了几年之后，回头还得去考科举。我们可以看到，从1901年到1904年，清政府一直想对其作出调整，把人们吸引到这种正常的教育上去。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这些措施都是想把青年一代纳入新的体制当中来，去学新知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这时候根本没法办新教育。
在这种状态下，到了1905年的时候，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他们才动议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科举本来是一个选拔人的制度，但在这时候出现了非此即彼的结局，导致其不得不被废除，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改变了。
但并不能认为1905年的废科举引发了后来的政治动荡，引发了辛亥革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一批有志于继续读书的年轻的知识人，他们要么出洋留学了，要么就进入新式学校了。至于那些没有新知识背景的人，清政府也没有任凭他们去参加革命，去造清政府的反。对这一拨不愿意去接受新知识教育的人，清政府也按照他们已经有的学位来安排，根据举、贡生员的能力，给予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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